我国合宪性审查应立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内涵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这就要求将其界定为程序性工作机制而非政治制衡性设计，基于此，我国应建立工作型合宪性审查制度。

方案一：宪法委员会的地位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当，仅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专门负责审理违宪问题。目前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合宪性审查的能力是颇受质疑的，既是因为常委会自身组成及其工作方式，也是因为审查工作的特点。

[17]然而，施密特假定了总统的中立性、行使中立性权力，这成为其理论后来造成危机的重要原因。所以在组织结构上，宪法法院是属于司法体系的专门机构，但在审查方式上，它做了一些改进，结合了具体审查和抽象审查两种审查形式，既可以在具体案件中发现合宪性审查的问题，又可以针对立法或政策直接进行审查。质言之，将其保持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下，设计在全国人大之内，能够确保合宪性审查的原意，使之符合我国的政体要求。谁来守护宪法，即意味着合宪性审查的大权交由哪个机构，欧陆法学家深刻意识到了合宪性审查的政治性，但对于如何处理这种政治性却与美国有着几近相反的认识。如何让此兼具法治属性和政治功能的制度嵌入我国政治体制，需要清楚界定其性质和作用路径。

事实上，在确立这个制度的时候，美国人对合宪性审查的复杂性的认识还是不够全面的。厘清合宪性审查政治权力定位的来源和逻辑，对于我们思考如何降低合宪性审查的政治色彩颇有帮助。[14]欧洲人权法院从《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中推导出这一新的隐私权维度。

[1]Google Spain SL and Google Inc.v. Agencia Espa?ola de Protección de Datos (AEPD) and Mario Costeja González, C -131/12，13 May 2014. [2]又称个人数据，英美倾向于使用personal information，欧陆倾向于使用personal data，本文在同等含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61] 三、针对搜索引擎的被遗忘权：移除姓名搜索结果与否 在冈萨雷斯一案中，冈萨雷斯要求移除原始网页，并要求移除搜索商设置的姓名搜索链接，欧盟法院支持了后一请求，理由有二，一是原始网页信息已经过时、不准确(不反映当前状况)，二是姓名搜索导致对当事人的画像。[44] 迪亚兹案涉及的信息是纯粹的个体私密，然而每个人在其一生中产生的信息并非都是如此，诸如担任公职、接受采访、参与公众性活动乃至从事职业，都不同程度地与外部发生联系，由此产生的很多信息也关乎公共利益。[37] 网络用户要求搜索服务商删除某些搜索链接(网页快照应一并删除)，通常是基于被链接的内容存在着违法侵权，被侵权人有权基于通知—移除规定，要求搜索服务商在接到通知后及时采取措施，不再为他人的违法侵权提供便利。

[49]在著名的雷巴赫案第一季、[50]第二季[51]两个案件的判决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前一个案件中支持了原告的禁播请求，在后一个案件中却态度相反。删除权可得行使与否，既要考察个人是否存在值得优先保护的利益，也要结合保护的目的而定保护的程度。

[38]冈萨雷斯本人要求移除链接的理由同样如此。[26]但是，将删除权和限制数据处理权都塞入被遗忘权，将使这一权利过于庞杂，因为两项权利的行使条件各异，特别地，对数据限制处理的结果是个人数据仍然存留于数据控制人处，并没有达到完全遗忘的效果。相对于新闻报道，欧洲人权法院许可成员国在权衡存档价值时有更大的裁量空间。前引[21], Terwangne文，第25页。

[16]2012年欧盟最初公布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草案)》第17条的标题为被遗忘和删除权。琼斯知道，只要他将该事公诸于众，迪亚兹便会受到严重的精神伤害。小人物的轻微违法或许不需要太多的公众关注，但是大人物一次小小的以权谋私也值得最大限度的曝光。因此，本案所涉问题和冈萨雷斯案并不相同，冈萨雷斯案中的被遗忘权问题是原告能否要求移除针对特定网页所设的链接，本案则是要求不得在下拉框中生成搜索关键词，要处理的对象实际上是搜索服务商的算法设置，构成被遗忘权的新问题。

如果报道的公共属性和时效性均较弱，而披露给当事人造成的影响甚巨，则不宜再次聚焦。有观点认为，互联网数据留存的永恒性与搜索引擎相结合，能够把最小的信息片段从其原来所在的语境中剥离出来，带到网络的表面。

本案判决却不同寻常地宣称，源网站上的内容是合法的，可以继续存在，但谷歌以姓名作为关键词为该网址设置链接却属不当，冈萨雷斯有权要求删除。[42]即便一个人置身公众视线之外，他的某些行为乃至发生在其身上的事件也可能因为吸引了公众的关注而成为报道对象，例如某考生荣登高考状元，或者某人独自深入极荒之地探险等。

虽然《条例》就撤回同意条件下的删除权规定得更明确，但是对于社交网络上的信息删除问题，既有规则并非全然无力。发现网络运营者收集、存储的其个人信息有错误的，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予以更正。数据控制人是指单独或者共同决定处理个人数据的目的或者处理方式的自然人、法人、公共权力机构或者其他组织等。即便勉强承认姓名搜索也是画像，亦不能自然得出欧盟法院的结论。还要考虑到，公众人物和普通人之间本来就存在角色互换的可能。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特别指出，普遍的删除权将会对意见和新闻自由发生阻吓效果，将束缚信息和通讯流转。

《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第12条数据主体获取数据权之(b)规定，成员国应当确保，对不符合指令规定的数据处理，尤其是数据出现不准确或者不完整时，每个数据主体都有权要求从数据控制人[7]处得到适当的修改、删除或者屏蔽(rectification, erasure or blocking)，同样明确了个人的数据删除权。[5] 1980年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制定的《隐私保护与个人数据跨境流动指南》(下称OECD指南)的序言和解释备忘录指出，普遍使用计算机处理个人数据，使得存储和处理个人数据的可能性得到巨大扩张，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技术的结合使得个人数据能够在几秒钟内跨越国界乃至跨越大陆传输，进入地理上分散的成千上万的使用者的支配范围，形成复杂的国内和国际数据网络，随之引发的信息泄露、滥用和错误之风险遂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该指令第6条(1)(c)到(e)规定，即使最初是合法地收集的准确的数据，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其逐渐不符合最初收集处理的目的，也属于超出了目的。Europeans Give Google Final Say on Right to be Forgotten, https://euobserver.com/investigations/130590. [71]不可否认，德国的Lebach I案体现了较高水平的个人信息保护，如果该诉讼发生在美国，法院的判决结果可能相反。

信息自由 【摘要】 以同意权开始，以删除权(被遗忘权)收尾的一整套个人数据权利建立在个人信息自治的理念之上，体现了更高水平的个体权利保护，是对新媒介技术及其催生的互联网社会的法律应对。于当事人双方是平等民事主体场合，未经一方的同意收集和处理对方的信息，妨碍了个人信息自决的实现。

[5]Volksz?hlung-BVerfGE 65，1. [6]《隐私保护与个人数据跨境流动指南》(Guidelines on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and Transborder Flows of Personal Data)是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第一个重要的国际范本，对各国立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See Opinion of the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Supervisor on the Data Protection Reform Package, 7 March 2012。而在冈萨雷斯案中，认为搜索冈萨雷斯的人看到12年前的旧报道，将得出冈萨雷斯目前财政状况非常窘迫的结论，则无疑过分低估了人们的智商。《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将通知的对象扩大到因为个人信息公开(例如社交网络的情形)而获得这些数据的所有第三人，这恰恰给其合理性和可行性打上了问号：[32]个人信息一旦公开于互联网，想要查明哪些人对其加以收集和处理，就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将语境转换为依法进行财产申报，则情况会完全不同，彼时该官员非但不享有同意权，相反负有如实申报的义务。当行为并非专门指向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而是履行某些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息服务功能，例如新闻报道或搜索引擎服务，则不能当然适用关于个人信息的各项权利。

[29]谷歌全球隐私顾问弗莱彻作为被遗忘权的强烈反对者，对个人拥有删除社交网络上数据的权利表示认同，认为这一权利是合逻辑和不言而喻的。对自愿进入公众视野，借助媒体宣传在公众中获取知名度以影响社会意见的形成、社会成员的言行并以此获利的社会主体，一般社会公众对其来历、背景、幕后情况享有知情权，新闻媒体进行揭露式报道符合公众利益需要，由此形成了新闻媒体的批评监督责任。

搜索链接显示的片段信息如果包含了普通人的受保护隐私信息，本人可以要求删除。没有搜索引擎，这些信息之间的关联不会浮出水面，至少发现这种关联存在着极大的困难。

在犯罪人即将释放之时或久已开始新的生活后，进行持续、重复、面向广泛受众群的旧事重提，则意味着对犯罪人进行新的社会惩罚，对其再社会化将构成威胁，[47]原则上不具有正当性。一方面，公众浏览的仍然是从前的报道，另一方面，不像在纸质媒体时代，人们须有特别的兴趣，专门抽出时间到图书馆、档案馆等专门场所才能接触以前的报道，旧报道上网使访问成本大大降低，从而使得旧闻随手可得。[4]《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将有关个人数据处理的诸项原则统一规定在第5条，其1(d)规定，对不准确的信息应及时删除或更正。不仅如此，OECD指南第13条个人参与原则之(d )直接规定，个人应当有权对与其有关的数据提出质疑，如果质疑是正确的，则有权要求对数据进行删除、更正、完善或者补充，从而直接为个人信息主体确立了删除权。

搜索服务发布的源网址信息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这些信息仅仅是为了让用户判断是否有必要去浏览源网址。[3]任甲玉诉百度公司名誉权纠纷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17417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终字第09558号。

如果是两项权利，它们各自的内容是什么。当事人通常不希望自己早年的负面经历为网络用户甚至是自己周边的人通过网络查知，那么，他对此类内容是否拥有被遗忘权？由上文论述可知，解决旧报道上网问题的方法同样是利益衡量。

如果公民无法知晓，谁在什么时间、因为何种原因对他进行了解，那么这种社会秩序和许可这种社会秩序的法律秩序就与信息的自我决定权不相协调。然而，事情不能一概而论。